摄影/黄宇
来自广州花都的老伯在这里帮忙带孙子
最大城中村落幕
退潮的清流使得老谢的生意陷入了困境，自今年六月份起，村里已有大半住户搬离，他的燃气生意也从高峰期的一天百多单急剧缩减至三分之二。老谢夫妇俩守在店铺里，目光落在门外那条略显凄清的街道上，以及偶尔驶过的搬家车辆，他们正合计着是迁往关外还是返回故乡。他的店铺位于白石洲村的主干道上，街道两旁布满了密集的店面，过去这里总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然而，如今众多店铺都拉下了卷帘门，门上贴着一张如同海报般大小的黄色封条，昭示着整栋建筑已被清空。老谢之所以坚持留守，主要目的在于为客户退还燃气瓶的押金。“从事这一行业，信用至关重要。”他用湖北口音的普通话这样说道。
一出深圳地铁一号线白石洲站，便直面深南大道，此道实为深圳的地理基准线，东西走向，横穿罗湖、福田及南山区，串联起城市的核心区域，其地位堪比北京的长安街。不论朝南还是朝北，仅需步行数分钟，即可迅速融入白石洲。初来乍到、冒然踏入此地的人，往往会感受到一种平行世界的错觉，尤其是当你曾在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的高楼大厦与世界之窗的奇异景观中漫步，而后又毫无防备地踏入这片密集矮楼、喧嚣拥挤的城中村时，这种感觉可能会更加深刻。
如今提及的白石洲并非仅指一个村落，它实际上涵盖了白石洲、上白石、下白石、塘头以及新塘这五个自然村落。这五个村落起初彼此相连，边界并不分明。然而，随着深南大道的建成，它将位于路南的白石洲村与路北的其余四个村落分隔，从而使得白石洲被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白石洲周边环绕着华侨城的高端住宅区和别墅群落，其西侧与名商高尔夫球会相隔一条街道，仅数百米之遥便是深圳知名的“世界之窗”和欢乐谷景区，登高至楼顶，更可远眺深圳湾的美景。若从该地前往南山区科技园工作，即便骑自行车，所需时间也仅需约20分钟。
深圳寸土寸金，白石洲的地段无疑是核心地段，正因如此，它得以成为深圳最大的城中村，吸引了近15万居民，这一切都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息息相关。也正因为此，十数年来，拆迁的阴影始终笼罩着白石洲的上空。
在寸土寸金的深圳，白石洲所处的位置无疑是黄金区域
2005年，老谢搬迁至白石洲，而在此之前的2004年，白石洲便传出了旧改的消息。然而，由于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旧改工作未能顺利进行。消息在村里流传了一段时间后，便逐渐消失无踪。在这期间，老谢却在塘头村租下了一处场地，开设了一家燃气服务点，开始从事瓶装气的销售业务。他的店铺经营已有十几年，占地面积不过十五平方米，内部划分出一间小房间，外面则放置了一张书桌，桌旁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燃气罐。老谢与店中工人们每日从村庄收集空罐，待燃气公司派车来运走后，重新装满燃气，再亲自送到各家各户。白石洲区域内分布着众多此类燃气供应站点，它们均采用统一的蓝色门头标识，易于识别。正是这些燃气供应点为白石洲的十余万居民提供了日常生活所需的能源。然而，如今在白石洲周边已鲜见送煤气罐的景象，新建的住宅小区普遍接入管道天然气，而瓶装天然气市场则主要集中在城市中的老旧区域。
今年6月10日，老谢收到了房东的限期搬离通知：本村的城市更新工程已全面展开，要求他在9月底前付清租金及水电费，并从这栋楼搬出。他们需要搬迁的，正是他们所居住的房屋。除了经营门店，老谢在村里还租赁了一套住宅，他和妻子以及店里的员工都居住于此。这套两室一厅的住宅面积大约为70平方米，月租金为2600元。老谢提及，在2013年以前，房东每月仅收取650元租金，长达七八年未曾调价，直至后来一次性增至2600元。尽管如此，这一价格仍仅为周边小区租金的一小部分。到了9月30日，老谢按照约定搬离了出租屋。随后，他在村里另觅了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所，租金为每月2800元——自清退工作启动以来，许多尚未签订合同的业主悄然提高了租金水平。
老谢及其配偶于1998年离开湖北，迁至深圳，而随着拆迁工作的展开，他们家庭的命运之路亦随之发生了新的转折。
去年年底，关于拆迁的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2018年12月28日，深圳市规划国土委正式批准了《南山区沙河街道沙河五村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紧接着网络上便流传开来，有消息称白石洲将涌现出1878位亿万富翁。在深圳这样土地价值极高的城市，“拆迁造富”的故事并不罕见，然而一夜之间出现如此众多的富豪，却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响。后来这一消息被辟谣，却止不住网友们对土地财富的议论和想象。
白石洲位于舆论的风口浪尖，那里的租户们正在有序地被清退。街道上，满载货物的“货拉拉”面包车穿梭不停，搬家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路边打牌消遣，偶尔有几辆三轮车拖曳着旧家具缓缓驶过。运送瓶装气体是一项艰辛的体力劳动，年过半百的老谢虽然身材高大，四方脸庞显得健壮有力，但长期搬运重物，使得他的腰部积劳成疾。每当他从店内搬起瓶子上车，搬运到一半时，他便不得不扶着腰喘息不已。白石洲村位于深南大道南侧，目前尚未开始清退工作。这里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成为租户们搬迁的首选。然而，由于白石洲村本身已经趋于饱和，难以再接纳大量外来租户，于是许多人只得选择搬迁至更偏远的地方，甚至选择离开深圳。在这个过程中，老谢与客户们逐一完成了交接手续，包括收取瓶子以及退还押金。他已经探访了白石洲村以及关外地区，却难以寻觅到理想的栖身之地，要么租金高昂，要么难以办理营业执照，随着门店租赁期限的日益缩短，他已开始考虑返回家乡的计划。
从村到城
白石洲中心地带坐落着一片瓦顶房屋，共计10栋，排列成两行五列，分布均匀，屋面呈双坡形，铺有瓦片。从空中俯瞰，这片区域宛如一个低洼地带，四周高楼林立，将其环抱。这些是目前在白石洲所能见到的最古老建筑，研究者将其命名为“塘头瓦房”，其历史渊源可追溯至上世纪50年代末的人民公社时期。塘头村与白石洲的其他四个村庄不同，它原本隶属于宝安县石岩区。由于铁岗水库的建造，整个村庄被淹没，导致上百户村民被迫搬迁。其中一部分村民选择在白石洲定居。那时的白石洲尚属国营沙河农场，人口稀少，土地却很充裕。然而，农场并未为这些新移民提供现成的住所。于是，公社派出人员，与村民共同出力，共同建造了这些建筑材料为瓦的房屋。
塘头的那片老瓦房如今荒废无人，门窗紧闭，透过窗户窥视，只见地上杂草丛生，墙面大片墙皮剥落，墙基上覆盖着一层灰白色的硝土。2013年，政府将这些建筑列为危房，并在同年九月清退了所有租户，自此便闲置至今。尽管标有“危房勿近”的警示，但放学后仍有不少孩子喜欢聚集在瓦房中间的空地上嬉戏。瓦房的最外沿，排列着一排新建的简陋房屋，它们并未被列入危房名单。广东梅州籍的林强承租了最尽头的这间小屋，并在此开设了一家维修店。店内地面与柜台上，堆满了锈迹斑斑、种类繁多的工具，林强自己也难以界定自己究竟是电工、管道工还是修伞匠，在过去九年里，他涉猎了这些不同的手艺。他躺在修理铺的行军床上，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向我娓娓道来那片瓦房背后的故事。
1959年，鉴于边防工作的需求，佛山专区农垦局在沙河五村设立了沙河农场，当地村民携带自家的土地、耕牛、农具以及果林等生产资料，共同加入了这个农场。农场后来纳入了深圳特区的范围，到了1992年，特区实施了农城化改革措施，然而沙河五村的村民仅获得了城市户籍，其他农城化政策却一直未能落实。沙河五村因此沦为一个既未成立农城化股份公司、也未明确村民宅基地所有权、也未退还集体经济发展用地的边缘社区。在此之后，村民持续进行上访活动，力求收回自己的土地，但效果甚微。
深圳正处于快速工业化的阶段，众多外地务工人员纷纷涌入这座城市。对于那些失去土地的村民来说，由于缺乏其他谋生手段，“盖楼”成为了他们最理想的生计方式。自20世纪80年代起，白石洲村民首先拆除了破旧的瓦屋，于自家的宅基地上建造了三至五层的农舍；进入90年代末期，外来人口数量迅猛增长，农民房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拆除与重建，楼层逐渐增至七八层，甚至有的高达十几层；此外，在平面布局上，也开始有意识地划分区域，以便于同一层楼可以同时出租给多户人家。当时众多村民面临资金短缺，于是与承包商携手合作，村民提供土地，承包商负责建造房屋，房屋建成后，双方依照协议各自获得不同楼层的权益。为了资金周转，承包商又将房屋转售给外地买家，从而形成了一群外地业主，同时也让白石洲的房产产权问题变得更加繁杂。
截至目前，位于白石洲的五个村落，占地面积大约为0.6平方公里，总计拥有出租住宅2527栋，共计50473间（套）。村民们对每一平方米的土地都进行了充分利用，村中几乎没有闲置的空地，建筑物之间的距离相当近，甚至一打开窗户就能与相邻的楼栋相望，因此这种类型的农舍被大家亲切地称作“握手楼”。握手楼缺乏事先的规划与设计，亦未向政府部门申请相关许可，纯粹是村民自主建造的。其外观显得零乱无序，层层叠叠，缺乏一致的朝向，且采光和通风条件均不佳。楼与楼之间的狭窄通道错综复杂，当电动车从对面驶来时，行人会主动停下脚步让行，行走其间仿佛置身于迷宫之中，对于不熟悉当地的人来说，辨别方向尤为困难。
白石洲地区在热衷于建设高楼大厦之际，深圳整体的城市建设亦呈现出迅猛的发展态势，然而，这种发展主要由政府引领，而被边缘化的城中村则获得了粗犷且不受拘束的成长机会。深圳的众多城中村纷纷加入了“种楼”的行列，其中规模最大的握手楼甚至容纳了当时深圳一半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这些收入较低的外来务工人员居住在租金相对低廉的简易楼中，他们在众多工厂的流水线上辛勤劳作，生产出的商品远销至世界各地，从而助力深圳成为全球知名的制造基地，同时也极大地改善了他们家乡亲人的生活状况。
鉴于诸多现实因素的考量，政府对于村民擅自违规“建楼”的行为选择了沉默。然而，尽管如此，由于未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集体经济，沙河五村的村民在收入上与其他邻近的城中村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至2006年年末，为了促进解决历史遗留难题，在南山区委、区政府的助力下，以2075位沙河五村的原住民作为股东，设立了深圳市白石洲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后来的白石洲实业股份合作公司，该公司的成立旨在维护村民集体经济权益。至于土地归属的争议，则是在三年之后才得以取得实质性进展。2009年12月31日，该区域14.69万平方米的工业用地中，有8.16万平方米被划拨给了南山区政府。南山区政府随后作出决定，将这部分土地及其相关资产委托给白石洲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管理和收益分配。
土地得以收回，拆迁的消息随即在白石洲传开。2014年7月，白石洲成功获准纳入深圳市当年的城市更新单元计划之中。2017年，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南山管理局对沙河五村的城市更新单元规划草案进行了公示。直至2018年年底，该更新项目获得了专项批复，申报主体正是白石洲实业股份合作公司。
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拆迁的阴云始终笼罩在白石洲的上空
错位的城市梦
依照既定计划，白石洲的改造项目涉及单元用地面积达到48.0148万平方米，需拆除的用地面积为45.95421万平方米，而用于开发的建设用地面积为30.37937万平方米。此外，该项目的容积率建筑面积总计为347.955万平方米。也就是说，白石洲的城中村大部分将面临拆除的命运，取而代之的将是高楼林立的小区、公寓以及城市商业综合体和写字楼，它们将与周边的高档住宅区无缝衔接。这个崭新的白石洲模型已经制成，并陈列在白石洲实业股份合作公司一楼的大厅中，供那些签约后的业主们前来观摩。对于曾经位于城市边缘的白石洲村民来说，融入城市主流生活一直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愿望。位于深圳中心城区的最后一座城中村，白石洲项目的经济潜力被评估机构定为两千亿元人民币。然而，随着旧城改造巨轮的缓缓启动，城中村过往与现状的复杂纠葛亦逐渐显现。
在白石洲，原住民似乎已不复存在，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已搬离此地，而另一些人则鲜少出现在自己的住所中，许多租客甚至一年也难得与房东相见，上次见面还是在房屋空置期间。面对白石洲因财富积累而引发的舆论风暴，众多原住民对拆迁的话题选择了缄口不言。
“白石洲即将迎来1878位亿万富翁”的消息，源自一位已签订协议的村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透露的拆迁收益情况。这位村民的房屋拆迁面积大约为1200平方米，依照1∶1.03的补偿比例，他将在拆迁后获得15套回迁住房，其中包括7套公寓。考虑到周边华侨城地区的房屋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10万元，1200平方米的拆迁面积总价自然轻松突破亿元大关。消息迅速传开，关于白石洲创造财富的故事广为流传。随后，白石洲实业股份合作公司的董事长池伟琪站出来作出解释，指出当地村民共有1878人，每户家庭的平均房产面积大约在五六百平方米，而拥有超过1000平方米房产的家庭比例不超过20%。尽管这一说法与一夜之间涌现上千个亿万富翁的说法不符，但人们对于白石洲土地蕴含的财富仍抱有浓厚的幻想。
尽管部分年长的村民对搬迁持保留态度，然而在丰厚的补偿激励下，村民们的签约积极性并未减弱；在6月正式发布清退通知之前，大多数村民已顺利签署了相关协议。
然而，村民们当初未曾想到，那些他们曾将房屋出售给的外地业主，如今竟变成了旧改项目推进的最大障碍。老谢向我透露，至今未能签约的业主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外地业主，另一类则是村里的女婿户。从本质上讲，在签订协议的过程中，他们都被认定为相对于本村村民的外来者。当年，他们或是出资购得村民的房产，或是从妻子的家族那里分得土地建造房屋，然而这些行为并未获得法律上的承认。至于这群业主的具体人数，我采访过的业主和研究者都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当地居民估算，人数至少在2000人以上，甚至有人认为可能超过万人。
历史在此地呈现出一种有趣的“变脸”现象，一方面，白石洲的本土居民迫切希望借助拆迁实现财富积累的合法化；另一方面，那些外地业主和不愿搬迁的租客则构成了保卫白石洲的主力军。尽管这种“保卫”可能显得不够主动，但它的效果无疑是显著的——依据深圳的相关政策，承担项目具体开发的绿景中国地产公司必须在2020年12月31日之前实现至少首期100%的签约，才有资格最终成为白石洲项目的开发商。在清退了一半以上的住户之后，剩余的住户都变得难以应对。
梅州籍42岁的杜芳芳，身为一名外来业主，与丈夫在白石洲定居已超过20年。大约在2003年左右，他们凭借辛勤工作积攒的十几万元，从包工头手中购得了两套住宅。这两套房子位于八层楼顶，均为两室一厅格局，一套用于出租，另一套则是他们自住。该楼共有十二三户业主，然而，他们与开发商一直未能就某些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杜芳芳认为该补偿计划对外地购房者存在不公，外地购房者的拆迁补偿比率低于村民，此外，本地原住村民若签订协议，还能额外获得车位使用权以及回迁房屋装修期三个月的补偿。经过一番计算，杜芳芳发现，她目前居住的约5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若按此补偿方案回迁，她家将只能分得一套大约30平方米的房子，连一室一厅都难以满足。尽管房屋变得明亮宽敞，然而空间不足，她对此感到难以接受。此外，小女儿在白石洲就读小学，在拆迁期间，她不得不在周边地区寻找住处，面临高昂的租金负担。她忧虑，若项目延期过长，她们一家在深圳可能再次陷入长期无家可归的困境。研究者提出，外地业主面临的问题还有一重关键因素，那就是若开发商实施相同的拆迁补偿政策，他们的利益范围无疑将遭受显著缩减，而双方之间的竞争还将持续下去。
清退工作启动之际，首先表达异议的群体中，包含了有子女的家庭，其中不乏租房居住的居民。在深圳，各区的教育资源普遍紧张，尤其是白石洲地区，从小学到高中，共有超过十所公立学校。由于富裕家庭的孩子多选择就读私立学校，这导致不少学位空余，从而使得白石洲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有机会进入这些学校就读。尽管目前拆迁工程尚未波及到学校，然而，一旦租户需从白石洲搬走，他们在附近地区将难以寻觅到价格低廉的住所，不得不选择迁往更偏远的城中村居住。这一变动给已开学学生的日常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随着清退工作的启动，白石洲地区许多家长纷纷前往政府部门上访，同时，一些公益组织也发起了倡导行动。最终，实业公司特意开通了定期的班车，以方便那些搬迁至其他村子的孩子们往返于学校与住所之间。尽管如此，众多家长仍旧努力留在白石洲，那些尚未签订租赁合同的住宅便成为了他们唯一的选项，而白石洲内部的租金水平也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
1998年，老谢携妻子从湖北仙桃迁移至深圳，彼时长江流域遭遇的特大洪水景象仍历历在目。与那个时代众多人一样，他们把南迁与命运的转折紧密相连。初抵深圳，他们加入了一家广告公司，从事广告招牌制作，居住在上沙村的城中村，直至7年后搬至白石洲。许多像老谢这样的第一代“深漂”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城中村搬迁，这成为了他们共同的回忆。回顾在深圳度过的二十多年，老谢认为他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错过了至少三次在深圳购置房产的机会。他向我逐一列举，提到当年在上沙村居住时，有同乡推荐了一套三十到四十平方米的住宅，价格仅需五万元，而后来到了白石洲，又有客户愿意出售房产，但老谢却始终没有抓住这些机会。他的子女滞留湖北，他在深圳赚取的收益则需汇回用以资助子女学业，并助力他们成家立业，因此他未曾考虑过在此定居。对于众多如杜芳芳、老谢等资源匮乏、缺乏制度支持的家庭来说，白石洲是他们实现城市梦想的起点，然而，随着拆迁的到来，这些家庭的命运轨迹亦随之发生了改变。
白石洲是深圳核心城区现存最大的城中村
城中村的价值
实际上，与众多人对城中村“脏乱差”的固有观念相悖，白石洲的居民群体早已不再局限于低收入阶层。近年来，深圳推行“腾笼换鸟”战略，众多工厂纷纷迁出，导致工人纷纷搬离，与此同时，南山科技园的毕业生和白领们纷纷涌入，他们成为了白石洲的主要租赁群体之一。城中村不仅以低廉的租金吸引了这些人，为他们搭建了通往中产阶级的阶梯，而且其繁荣的商业环境孕育了众多正规与非正规的就业岗位，为包括老谢、林强等在内的众多小商小贩提供了丰饶的生存空间。正如林强所言，只要人流量大，各种生意都能轻松开展。
当白石洲的拆迁消息传开，许多人将之与周边的豪华住宅区相比较，然而实际上，这两者并非处于对立状态，它们在多个层面上都存在着相互的融合。林强向我透露，周边小区的众多居民，尤其是那些在家照顾孩子的老年人，常常光顾白石洲采购，这里由于人流量大，蔬菜和海鲜通常能迅速售罄，价格也比外面的超市更为低廉，且新鲜度更高。许多居住在白石洲的租客在邻近小区担任保安、家政服务员或临时工，为周边社区提供服务。他们的子女也在华侨城或白石洲的公立小学就读，与小区内的孩子们一同接受教育。在城市研究者的观察中，这种不同社会阶层交织的城市形态正是白石洲所具有的独特吸引力。
城中村并非人们心目中的城市弊端，仅将其消除并非解决问题的全部。其背后实质上是城市观念的争议，即我们对于理想城市的定义究竟是什么。过去几十年间，我国建造了全球数量最多的新城、CBD以及开发区，然而时至今日，许多人似乎仍未真正理解一个理想城市究竟应具备何种特质。孟岩，都市实践建筑设计事务所的创立合伙人，向本刊透露。他专注于深圳城中村问题的研究已有时日，孟岩认为，一个优秀的城市应当是多元共融的，无论是有钱人还是穷人，都应拥有自己的空间。他个人或许生活简朴，或许生活奢华，但城市必须为各种人群提供发展的机遇。
对白石洲的探讨常常让人回想起2016年湖贝村的改造事件。在那次城市更新过程中，都市实践部门向相关机构提交了一份旨在保护湖贝老村的规划方案，这一举措进而激发了一场名为“湖贝120”的倡议活动。该活动吸引了众多专业人士的关注，其中包括知名的古建筑保护专家、学者、建筑师以及规划师等，他们的积极响应使得活动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得益于媒体的广泛宣传，湖贝古村得以幸免于难，成为城中旧村保护工作中的一个典范。
孟岩犹记得，当听闻湖贝老村得以保全的消息时，他并未感到喜悦，反而心生遗憾，“因为我们当时所捍卫的仅仅是那些房屋”。对于城中村来说，那些居住其中的各式人群以及他们构建的复杂社会经济关系，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然而，在当时，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优先保护建筑本身。随着旧改工程的启动，湖贝村数以万计的租户纷纷离去，最终散尽无踪。那仅剩的一个古老村落，四周依旧高楼耸立，围绕着购物广场、办公楼等设施。显而易见，这个古村未来必将焕发新生，走向商业化道路。届时，咖啡厅、网红店铺等将纷纷入驻，然而居住其中的人，将不再是那些从事缝纫或清洁工作的普通人。孟岩如此说道。
湖贝村的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至百年之前，与之相比，白石洲的情形则截然不同。白石洲仅是一个纯粹的城中村，其建筑大多始建于近二十至三十年间，即便是年代最久的塘头瓦房，其历史也仅有不到七十年。因此，它在历史建筑保护方面的价值并不显著。“没有了历史建筑的庇护，我们所面临的将是一个纯粹的城市发展难题，一个关乎人的价值核心的问题。”因此，在探寻官方表述的余地之际，我们实际上丧失了一项有力的理论工具。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白石洲研究者如是表达。
至2017年，孟岩跻身于深圳双年展策展人行列。该深港双城双年展（UABB）由深圳市政府承办，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以“城市/建筑”作为恒定主题，致力于聚焦城市及其发展的国际双年展。他期望通过这一平台激发出更多人对城中村的好奇与关注。当年展览的主题设定为“城市共生”，他们首次将双年展的场地直接设置在城中村。白石洲最初曾是策展团队考虑的会址之一，孟岩及团队对此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们计划将塘头瓦房及其周边空地加以开发，邀请公众参观，借此展现城中村的城市风貌。然而，当团队进入其中，双方均感紧张，原因是双年展的介入可能会使后续诸多事宜与当前情况大相径庭。村里的问题颇为繁杂，那位曾带我们参观的人曾提醒，若你们的双年展真的来了，可别等到展览结束我们就无法动手拆除了。”孟岩领悟了这番话的深意，他心中也充满了忧虑，生怕双年展结束后，白石洲便会面临拆除的命运。
深圳大学城乡规划系的负责人杨晓春并不同意采用拆除重建的方式来推进城市改造。她提出的问题极具现实意义：拆除之后，我们如何为保姆、洗碗工、服务员以及来到深圳的大学毕业生提供价格合理的居住空间？即便深圳当前大力倡导发展创新科技，我们依然迫切需要众多不同层次的就业人员。没有了城中村，现行的住房体系是否能够满足他们的居住需求，这恰恰是白石洲面临的最核心的矛盾。若城区内的城中村全部被拆除，城市交通的通勤压力无疑会加剧，同时用工成本也将随之上升。杨晓春对此深有感触，她曾雇佣的住家保姆月薪仅需一千至两千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工资上涨至三千至五千元，而近几年，这种涨幅更是显著加快。她向我透露，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中心区域的高端化是必然趋势，居住条件提升后，通常只有高收入者才能入住，“然而，若一座城市数百平方公里范围内全由中产阶级居住，那么，谁来承担这些基础服务工作呢？”
孟岩长久以来都渴望在城中村改造与保护之间探寻一个恰当的平衡点。他坚信，在城中村的建设过程中，这样的平衡是完全可以达成的。以深圳为例，大芬村便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引入油画产业，从而优化了村内的环境，实现了城中村的自我更新；再看水围村，其股份公司的实力不容小觑，自2000年起便自行寻找规划院进行规划，并未依赖开发商的助力，而是选择了自我提升与开发。孟岩表示，尽管每个案例都有其独特的问题，但这却表明我们有能力改善城中村，并且城中村在未来还能够继续助力城市的繁荣发展。（文中提到的杜芳芳、林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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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48期1065页，探讨少年的他们，遭受伤害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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